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至理名言.
任何财富只能是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这一点无论那一派的经济学家都不否认.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是生产性劳动创造的.他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指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人的劳动,乃至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财富之母是完全正确的.
人类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把自然物改变为自己所需要的物的过程,其间所发挥的能力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要素,除了人的劳动力外,还有以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合称生产资料).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力中当然包括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至理名言.科学技术武装了人这个创造财富的能动的因素,又使生产资料的性能和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于是生产力就越来越发达,创造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
当然整个社会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部过程,比上面说的要复杂得多.财富的增殖积累积聚的过程也很重要,但要介入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不是三言两语能讲了的.
我不是经济学高手,说得不对请指正. 追问：
社会财富分配理论
【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 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两大新的特征，对客观认识中国收入分配的历史与现实和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价格把广大农民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收入；国家还可以通过计划调拨、统购统销等形式对能源和自然资源在省份之间、地区之间进行强制性地转移。但以上实际上的不平等丝毫也改变不了当时中国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大格局。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国有资产不仅在法律上或者名义上是国有的，而且对它的实际占有和控制权也集中在国家手中。在这种产权基础上，国家是资本收入或剩余的惟一占有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通过占有资本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这样，劳动便成为个人获得收入的惟一手段，但由于缺乏市场机会，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并不是市场上所实现的价值，而是按照“计划评价”由政府配给的价值。因此，个人收入与他的主观努力程度和客观工作成绩并无直接关系。这种产权制度下的收入分配结果在总体上必然是平均主义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制度中对教育和医疗保障等所实行的平均分配，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对此，阿马蒂亚·森曾经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提出了两种迅速降低死亡率的成功手段。一种是“增长引发”（growth-mediated），另一种是“扶持导致”（suPPOrt-led）。前者（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而后者（如改革前的中国大陆、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则是通过精心策划的医疗保健、义务教育等社会扶助计划项目或者其他社会政策来实现。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但在降低死亡率、提高预期寿命等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市场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最基本手段。但市场不能保证出现使效率和公平都满意的结果。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西方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对此作过精彩的描述：“某些人非常贫穷，然而过错并不在他们本人。某些人非常富有，然而这仅仅是由于运气或继承，而不是由于他们的技术或智慧。因此，按照许多不同的伦理体系（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世俗的人道主义）的标准，存在于个人需求曲线之后的货币选票的数量未必是公平合理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但在谈到导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现实时，人们很容易在“市场经济只追求效率”的定式的影响下，把这种不公平归咎于市场失败。但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研究结果，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达到全面均衡时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这种按照效用衡量的效率也能够按照个人自由来衡量。也就是说，效率结果完全可以从效用范畴转换为个人自由范畴，这种自由，不仅仅指选择商品组合的自由，而且还指从事各种功能性活动的可行能力。这样一来，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一些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在内的问题也就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市场在解决非效率问题方面的无能，阿马蒂亚·森特别强调了社会中强势群体利用信息优势和缺乏法律规范约束而谋取利益的行为。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市场经济尚不规范，法律和一般性行为规则还不健全，在市场、法律和政府面前，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处境、力量存在巨大差异。仅就收入来说，弱势者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一方，不仅收入低，收入来源单一，而且即便是微薄的应得收入往往也被拖欠、被缩水。而强势者不仅收入高，收入来源多样，而且灰色收入、乃至腐败收入也常常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不仅如此，由于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主要是通过地下交易获得，并不进入正常的国民收入账户，也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政府通过税收来矫正市场分配结果，对于这种收入根本无效，反而有可能使那些通过正当途径获取较高收入的劳动者的积极性遭受打击。如果是这样的话，税收政策不仅解决不了收入分化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是对效率的一种打击。正像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在最为精心设计的西方福利国家中，大街上仍然有乞丐存在；而在东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中，并未花很大精力去实施再分配政策，但它们却有一种相当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当然，政府在实现公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但这种作用不是压制市场，而是让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证明了竞争性市场可以实现效率，同样也证明了市场发挥作用的整体成就非常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来说，我觉得政府在决策民主性、政策连续性、信息透明性等方面应当多作一些文章，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包括政治环境在内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很容易被忽略。 评论
财务管理目标理论：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优缺点？
优点：
1，体现了资本获利与投入之间的关系，股票价格是公司价值的体现，估价高地靠公司盈利来支撑，公司每股盈余上升（即股东权益提高的体现）会推动股价上涨。2，考虑了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从投资者角度，股票价格就是未来获利等于股票相关的现金流量的贴现，在贴现的过程中，充分纳入了时间价值和风险的考虑，并且股东财富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求短期经营的行为。
缺点：
1，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适用性有限，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估价来反映，但是未挂牌公司股东的权宜无法用股票价格来反映，有一定的局限性。
2，容易激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公司有众多利益相关者，股东只是其中一个，过于强调股东利益会不可避免损害国家，债权人，管理层，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影响公司长期发展。
3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缺乏科学性，就上市公司而言，股票价格（股东权益的体现）是内外原因的综合体现，除了受到公司管理影响，还受到政策，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将不可控因素纳入财务管理目标显然是不合理的。 评论
社会财富的二八分问题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柏拉图（V.PAreto）在对19世纪应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和收益统计进行分析时发现：80%的社会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20%。之后，在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统计资料做分析时，这种现象反复出现。这些数据足以证明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是不平衡的，而且这种不平衡是可以预期的。 这就是“二八法则”，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世人开始对“二八法则”深刻了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了，应该归功于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吉普夫和罗马尼亚裔的美国工程师朱伦。 1949年，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吉普夫发现了“最省力法则”，那就是对“二八法则”的重新发现与解释。他的“最省力法则”说的是：资源总是会自我调整，目的是使工作量减少。而大约20-30%的资源，与70-80%的资源活动有关。 后来，罗马尼亚裔的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Mr. Joseph H.Juran）通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在产品品质中隐含着“80/20法则”。在他的倡导和实践下，“80/20法则”成为全球品质革命的中心思想。 以后，“二八法则”也被人们叫做“柏拉图法则”、“柏拉图定律”、“80/20法则”、“80/20定律”、“最省力法则”、“不平衡原则”等。 启示：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能发现许多“80/20”现象： 零售商店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20%的商品； 企业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20%的客户； 企业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客户； 企业80%的销售业绩是由20%的业务人员创造的； 市场上同类产品的80%是来自这类产品的供应商中的20%； 一个产品，其中20%的零部件占去了其材料成本的80%； 物料仓库，20%的品种占去了库存价值的80%； 80%的质量问题集中在20%的质量原因上； 股票市场上，80%的人在赔钱，20%的人在赚钱； …… 二八法则应用在客户关系管理，直接的做法就是对客户的分类管理，对不同类型的客户采取不同方式的“照顾”，把主要的市场费用花在对公司业务贡献最大的那部分客户身上。如到2006年已有6家中资银行在国内对小额储户收取帐户服务费，这项政策的出台，一定是有关银行已经对自己的储户结构作了分析，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不会影响银行的业务收入，还可以减低银行的工作成本，银行可以把结余下来的工作精力为优质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吸引更多的收入。 二八法则应用于企业内部的物料管理，就是很流行的ABC分类法。此法的要点是把企业的物资按其金额大小划分为A、B、C三类，然后根据重要性分别对待。A类物资是指品种少、实物量少而价值高的物资，其成本金额约占70%，而实物量不超过20%。C类物资是指品种多、实物量多而价值低的物资，其成本金额约占10％，而实物量不低于50％。B类物资介于A类、C类物资之间。其成本金额约占20％，而实物量不超过30％。当企业存货品种繁多、单价高低悬殊、存量多寡不一时，使用ABC分类法可以分清主次、抓住重点、区别对待，使存货控制更方便有效。通常情况下仅对A类物资进行最优批量控制。ABC分类管理法经常被应用在库存管理、采购管理、成本管理等方面。对库存管理而言，A类物资可能需要规定日盘日查，B类物资可能需要月盘，C类物资可能只需要月度抽查，年度全盘就可以了。对采购而言，对A类物资的议价和寻供应商是重中之重。对成本管理而言，控制好A类物资，就管好了物料成本的大部分。 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把柏拉图的统计图用到了质量管理上。这种图成为分析和寻找影响质量主原因素的一种工具，其形式是一个双直角坐标图，左边纵坐标表示频数（如件数金额等），右边纵坐标表示频率（如百分比表示）。分折线表示累积频率，横坐标表示影响质量的各项因素，按影响程度的大小（即出现频数多少）从左向右排列。通过对排列图的观察分析可抓住影响质量的主原因素。在质量管理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往往不知从哪里着手，但事实上大部分的问题，只要能找出几个影响较大的原因，并加以处置及控制，就可解决问题的80%以上。柏拉图是根据归集的数据，以不良原因，不良状况发生的现象，有系统地加以项目别（层别）分类，计算出各项目别所产生的数据（如不良率，损失金额）及所占的比例，再依照大小顺序排列，再加上累积值的图形。 二八法则即不平衡原则，揭示出一个本质，即投入和产出不是线性关系，不成正比。这并不是概率论的错误，而是我们忽略了概率论研究的先决条件，即事件的随机发生，等概率事件，我们稍加注意就会注意到二八法则所揭示的不平衡现象都不是随机发生的。后来有经济学家受物理学混沌理论的启发，发现了二八法则的幕后黑手。二八法则的关键是不平衡关系问题。因为事物本身是存在一定的秩序关系的，各种关系内在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必然会有强势和弱势之分，也势必会造成因果关系的不对等。这样一来，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现象就好解释了。 “二八法则”要求管理者在工作中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关键人员、关键环节、关键用户、关键项目、关键岗位。用一句哲学语言来讲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评论
试述斯密的财富性质极其储蓄和用途的理论
1776年3月9日，英国发生了近代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不是几个国家签署了某个协定，也不是某个工程师发明了先进器具，而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这句话现在仍然完全正确。
这本四开两卷本的著作当时的定价是1镑16先令，算是相当昂贵了，但初版半年就卖光了。但对其怀疑者也大有人在。连斯密的一些好友都认为，像斯密那样没有从事过任何实业活动——即使去做、恐怕也挣不了钱——的人，根本不可能写出有关商业的任何好书。但斯密的另一位朋友却明智地说：商人自己不可能写出一本关于商业的好书，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买卖之外，很少考虑其他事情，“没有什么比商业更需要通过哲学来论证的了。”而哲学，尤其是一种明智审慎的哲学，恰恰是斯密的拿手绝活。不过，斯密也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国富论》的写作花费了12年时间，而在这之前，又用了12年时间来思考。
评论根据通货膨胀的财富转移理论,分析我国住房价格上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谢谢。
影响范围广，受害者肯定是低收入者。
如果分析2013年以前的影响，应该是：人民币贬值，工资上涨较少，工人农民肯定是受害者。（我个人认为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均工资就不准，好像是四五千，我们县城2013年人均也就700，差距太离谱了）公务员一级政府官员应该是受益者，他们可以随着人民币贬值给自己加工资。
执照也方面分析：制造通货膨胀，经济一片大好，然后企业会增加信贷，扩大生产，而银行也因为盈利的需要，和经济情况大好，市场风险很小的情况下，放大信贷规模，不停的向市场借出现金。
而后，经济转阴，销售不畅，导致回款变慢，然而企业因为扩大投资导致现金占用过多，在这个最最关键的时候，银行也会收紧信贷，导致无数的企业因此而破产，企业的破产又导致大量的失业，失业的人多了以后，购买力又会降低，购买力降低了，东西又卖不掉了，然后就形成了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很多企业并没有什么问题，却以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出售。
财富就在这个过程中转手，但是形成的次序是先通货膨胀再通货紧缩（一般不会有通货紧缩，还没有紧缩就又要开始通胀了。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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