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进过陕西吗？2、《抗日之超级军团》这本小说没有写完，为什么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
3、侵华日军 由几大军团组成？
4、抗战时期国军军团长和军长有什么区别?
5、抗日川军团的故事50字
6、抗战 时期，中国军队为什么伤亡如此过大
7、抗日战争我国阵亡的最高将领是谁
8、抗日战争中日本在中国死的最高将领是谁
9、抗日战争时期桂系军队消灭多少敌人？
1、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进过陕西吗？
进过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晋西北大部分地区后，隔河炮击西岸，企图渡河西犯，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非常危急。
国民党军委任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坐镇榆林，下辖新一军（当时也被称为甘军,主要由甘肃各县团练组成，新一军从兰州步行到榆林前线）和驻榆林的高双城部八十六师，驻榆林的国民党部队分驻榆、神、府、横等地。
抗战期间，榆林人民经受了激烈的战火考验，付出了房屋被毁及人员伤亡的沉重代价，但最终粉碎了日军进犯大西北的野心，巩固了河防，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扩展资料：
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3月12日，日军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侵占山西兴县。13日，抵神府河防对岸的日军以大炮、机枪向河防阵地轰击。同时，以10余架飞机在河防阵地上空侦察，轰炸了3个多小时后强渡黄河。
河防守备部队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待敌密集部队渡河之际，集中火力予以猛击，并分兵一部乘日军混乱时迂渡河东，袭击敌侧背。在两面夹击下，日军向兴县溃退。此战击毙日军40余人，伤100多人，缴获步枪10支及军用品若干。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榆林抗战
2、 《抗日之超级军团》这本小说没有写完，为什么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
作者自身原因吧.可能过年的时间没有功夫.我并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不过大多数小说有时作者会突然没有灵感.导致小说斩腰.
3、侵华日军 由几大军团组成？
简单说一下：
日本师团甲乙丙丁四种构成，其中甲种师团是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1894年）前就建立的，战斗力极强。乙种兵团也是常备军，战斗力不容小嘘。丙丁师团一般用守卫和游击战，战斗力较弱。
当年国民党与日本甲乙兵团展开大规模会战，伤亡极大，小日本损失也不小。G党后方作战一般都是与丙丁师团战斗，偶尔也打打甲乙师团。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加入战争，侵华日军的精锐都调往太平洋战区，甲乙师团的战斗力也随之降低。
详细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77041.html
4、抗战时期国军军团长和军长有什么区别?
军：国民党的军由于派系复杂（有嫡系、半嫡系、和旁系）所以大小也不尽一样，最多的时侯一个军有五六个师，统一编号之后，国民党的军通常都是二到三个师。特殊的也有一个师或四个师的。由于国民党军的各师归属不固定，经常以师为单位调归其他军管辖。军的最高长官叫军长。
军团：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初期使用的一种作战指挥层次，介于集团军和军之间，相当于路军，它部分代替了军的职能。启用于1937年9月，至1939年初除暂保留了刘文辉之第5军团外，其余全部取消（第5军团不久后也取消了）。必须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北伐时，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部队曾使用过军团这一形式，但其编制比较大，相当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团军。军团的最高指挥官称军团长。
集团军：国民党军在北伐时曾使用过集团军的形式，但那时的集团军与抗日战争时期的集团军不同。北伐时的集团军是按当时的大派系划分的，共编了四个集团军，其中第1是中央军（蒋）系，第2是西北军（冯）系，第3是晋阎军（阎）系，第4是桂（李）系军。抗日战争的集团军是介于战区和军之间的战役兵团指挥机构，一般是辖2个军（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至3个军（顾祝同的第5集团军），也有的辖1个军（蒋鼎文的第4集团军），或4个军（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还有的是辖几个师（如中共的第18集团军辖3个师），集团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作战的基本单位。集团军的最高指挥官称总司令。
5、抗日川军团的故事50字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唐式遵
1、川军著名将领、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坂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和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宁死不屈，跳墙殉国。王铭章殉国后，所部官兵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的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城中残留官兵，均战至最后，以手榴弹自戕，无一被俘投降。奉命之忠，死事之烈，克以保障徐淮，奠定抗战之基，睢阳之后，一人而已……”
2、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yu禹）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该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3、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
6、抗战 时期，中国军队为什么伤亡如此过大
一、中国军队的编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限于历史原因，部队中派系繁杂，编制不一，它既有国民政府明令发布的标准师编制——两旅四团制或三团制，也有地方实力派自行编配的三旅九团制、三旅六团制、五团制、四团制，甚至是两团制。
在经历过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深刻认识到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种种弊端。为适应今后可能发生的全面对日作战，他从1935年开始决定编练专门用于对日作战的“调整师”（由于官兵头戴德式钢盔，所以民间也称这些部队为“德式师”或“德械师”），这种师的编制完全模仿日军师团编制，除了设有两个旅部和四个步兵团外，另要编配炮兵团、骑兵团、辎重团，以及若干兵种营，编定官兵在12000到11000之间。同时，“调整师”分批换装从德国进口的轻、重兵器，并交由德国顾问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根据计划，1935年训练第一批10个部队，1936年训练第二批10个部队，之后每年训练10个，以10年之力，训练出100个可与日军对抗的师。至于其它各种五花八门的部队，蒋介石也在1935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陆续予以重编，大致上皆以两旅四团制为准，少部分部队为师直辖四团或三团。
限于轻、重武器的进口数量的限制以及中国军事重工业的严重落后，“调整师”的编配，仅仅完成了步兵部队，炮兵和骑兵限于火炮和马匹的不足，不得不根据各师实际情况或编营，或编连，辎重团更是维持原编制的“人力连”或“输送连”。至于其它的兵种营，则同样根据需求或降编为连、排级规模，或取消设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调整师虽然经过了德国顾问的训练，但却搞出了一个四不象。此外，由于抗战在1937年就全面爆发了，导致国民政府仅仅是完成了20个部队的“调整”，以及10个正在“调整”却因战争爆发而被迫停止的部队。如果要以这30个师级部队去与装备优良的日军对抗，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国民政府在经过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之后，“调整师”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不付存在，剩下的只是两旅四团制的框架而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本以师为一级作战单位的国民政府根据形势需要，改将作战单位升格为军，将以往徒有其名的“军部”做实，分别配属四到两个师不等的作战力量，军部设有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和骑兵连。随即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的八层指挥体系。随着抗战的不断持久化，国民政府于武汉会战之后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深刻分析了指挥机构的命令畅通性和两旅四团制是否适合作战需求。
经过讨论，军事委员会决定裁撤不必要的多重机构设置，取消了军团和旅这两级，使指挥体系简化为六层。在这次变动中，师的编制改为直辖三个团，编余的两个旅长，或是调为师步兵指挥官，或是保送军校受训，编余的一个团改为补充团，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逐步降格为营。与此同时，对于师的直属部队进行定编，计辖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通信连、工兵连、辎重连等。经过1939年这一年的分批缩编，大部分师都完成了缩编，理论编制数为9000到7000之间。部分师因处于敌后游击区，到1944年才完成缩编。抗战后期，因兵源不足和部队吃空饷等原因，有的师只有5000余人，山西部队因为兵源严重缺少，甚至出现一个只有800人的野战师（即第71师）。
当战争进入到1943年时，国民政府获得了美援，使已经消耗殆尽的重装备陆续得到了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炮兵部队的配属问题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讨论，最终确定将一半的由军政部直属的炮兵团编为军属炮兵团。使各战区担负主要任务的军级单位，都有了直接的火力支援而不再需要请求上级的增援。到了1944年，军事委员会又重新调整了军的编配，除了充实调整军的直属部队外，将三师制军定为甲种军，将两师制军定为乙种军，将四师制军定为特种军（该军只有一个，即第36军，所属各部皆为四四制）。此后直到抗战胜利为止，未再有较大的变化。
二、中国军队的装备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因为重工业的严重落后，以及军工厂的军阀私有化，导致了各部队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武器装备优劣不等。这里先说轻武器。装备好的部队如“调整师”，有德制1924年式7.92毫米步枪（或仿制的“中正”式步枪）、M1934式“伯格曼”冲锋枪、ZB26轻机枪、M35钢盔、皮质背包、军毯、雨布、铁制饭盒、水壶、干粮袋、刺刀、两组三联装的皮质枪弹盒。差的部队如川军，装备仅仅是射程有限的川造七九步枪、斗笠、布帽和大刀等。前者在抗战之初还可与日军硬拼一下，后者就只能是被动挨打的地步了。
当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时，“中正”式步枪的量产在很大程度上改编了这一局面，但在缺少重工制钢的情况下，钢盔和刺刀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奢侈品。于是在进入1939年时，原本配备刺刀的部队因为战时消耗，大部分都被迫改用起了大刀。至于在抗战初期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德式钢盔、英式钢盔、法式钢盔逐渐消失在战场上，前线野战部队多以布帽维持军容，稀有的钢盔或是作为军校训练之用，或作为媒体拍照之用。
中国在陆续得到苏援后，部分部队的装备得以在德械损耗殆尽之后换上了苏械，著名的苏式转盘机关枪（德普式7.62毫米轻机枪）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国军队所装备的。遗憾的是苏援主要是飞机和坦克，国民政府仅仅获得了20个师的轻武器装备。为了能够保障一线主力部队的持续使用，在轻武器和弹药分配上，主要给了由军委会直接掌握的4个攻击军，剩余装备则作为战场消耗补充之用。由此可见，1940年到1942年这三年的中国军队，主要依靠的是国产轻武器和缴获的日军轻武器来作为一线部队作战之用。
在1942年的时候，中国军队驻印部队（3个师）一度获得了部分英援，其中主要获得的是P-37装备组（包括帆布腰带、帆布吊背带、帆布背包、帆布小背包、水壶组、帆布子弹袋）等。1943年起，国民政府获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在轻武器中，主要获得了美制M1928式汤姆逊冲锋枪、布伦MKII7.92毫米轻机枪、60火箭筒、M-1936型帆布腰带、M-1923型腰带式弹袋、卡宾弹匣袋、45式手枪侧挂皮枪套、M-3肩挂枪套、45式弹匣袋、M-1942型刺刀组等，国民政府依靠这些陆续装备了39个师。不过这些装备多为远征军和驻印军获得，国内战场的部队获得量极少。美械虽然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也受到使用官兵的欢迎，但因援助数量同样有限，而使弹药的补给时断时续，导致这些部队的官兵在今后的战争中宁愿选择弹药补给顺畅的国械或日械，也不想再继续使用美械了。所以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主要还是依靠着国械轻装备来与日军作战。
在重兵器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虽然已经具备了制造重炮的兵工厂，但因质量或火力关系，还是从欧美各国进口了不少，其中有德国克虏伯1903年型75mm野战炮、法国施奈德1898年型76.2mm山炮、日本三八式75mm野炮、日本四一式75mm山炮、瑞典波佛斯1930年型75mm山炮、德国leFH18型105mm榴弹炮、德国SFH18型150mm榴弹炮、德国Pak 36/37式37mm反战车炮、瑞典卜福斯1929年型75mm高射炮等；战车有英国维克斯炮战车、维克斯水陆战车、法国雷诺FT-17战车、德国克鲁伯Pz1型战车、英国菲亚特CV33战车等。抗战中后期的苏援和美援又使中国军队在火炮方面获得了苏联1930年型(1-K)37mm战防炮、1932年型(19-K)45mm反战车炮、1931/1938年型122mm高射炮、美国M3型37mm战防炮、M2A1-150mm榴弹炮、M1918-150mm榴弹炮，在战车方面获得了苏联T-26战车、美国M3A3战车。
在飞机方面，同样受到重工业的限制，而不得不依靠进口或外援，如美国霍克II、霍克III、波音—281型战斗机、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P40战斗机、P41战斗机、P51战斗机，苏联伊—15、伊—16型战斗机和爱司勃—2、特勃—3型轰炸机。
这些装备优于日军，但同样受到数量限制，在初期的对日作战中有如杯水车薪，作用不大。抗战后期依靠美援成建制的更换了战车和航空部队，才逐渐改变了劣势。
三、中国军队的人员
军队主要由军官和士兵组成，这里先说军官。
军官是指挥作战的基础，没有军官，一支部队在战场上就会形同一盘散沙。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前的将领中，经过正式任官的有1247人，其中出身保定军校的有388人，陆军大学的有215人，黄埔军校的有92人，留学国外军校的有215人。由此可见，抗战前期主导战场的将领，主要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到了抗战后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开始大量担任集团军、军、师的主官，其比例逐渐与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持平，并有超越之势。对于中下级军官，根据军政部的统计有13万4000人，其中保定、黄埔出身的约6万人，其他各类军校出身的约3万人，行伍出身的则约4万人。
需要指出的是，保定军校是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学正规军校，每期学制两年，是当时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毕业生往往都具备较高的军事素养。而黄埔建校初期，只是一所六个月即可毕业的速成学校，毕业生的所学十分有限，大量黄埔毕业生的军事素养都只能依靠战争经验来积累。即便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也只懂得师战术，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作业很少有学。所以不管是哪所国内军校毕业的，中国军官大部分都缺乏对抗现代化装备强敌的理论与实践，部分军官的战争经验甚至还低于一战的水平，只能依靠一味的猛冲猛打。这使抗战全面爆发之初的中国军队大多只能依靠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来抗击日军，并负出了巨大的伤亡。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就曾经评价中国军队的“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和勇气”。史迪威对中国军官的看法直接形成了编练驻印军时、只要中国士兵不要军官的想法。
对于这种情况，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他在历次的军事会议上都曾对此提出批评，并在抗战中后期开办了大量的军事培训机构，轮训各级军官达97577人，从士兵中提拔的军官有84235人，试图来改变这种情况。但限于政治环境以及各派系的重重矛盾，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是很难完成的，所以直到抗战胜利之际，这些问题依然存在。
对于士兵，抗战之前的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志愿兵。考虑到这些士兵的素质问题，其中不乏老兵油子，蒋介石便从1935年起，在华东、华北地区试点征兵制，并设立师、团管区，打算以固定的征兵练兵模式，为前线提供具备一定素质的优秀士兵。但由于抗战的过早爆发，而使这一制度轮为贪污腐败的重要场所之一。
虽然在抗战之初的士兵中，大部分都有过实战经验，有的甚至有许多经历过10余年的战争的老士官。但是这些士兵所经历的大多是旧式战争，其形势甚至连一战的阵地战模式都不如。当他们面对采用立体化作战模式的日军时，许多士兵连日军的影子都没看到就阵亡了。由于抗战前两年士兵的大量伤亡，导致各部队都严重缺乏可战之兵，后方虽然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士兵，但多因采取的拉壮丁模式，而不乏逃亡事例，再加上军官的打骂，士兵文化不高、体质不佳等原因，导致抗战八年中的军队战斗力逐年下降。1944年在豫、湘、桂的大溃败也就不是那么奇怪了。
四、中国军队的实力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军队实力不一，既有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也有战斗力和装备都差的地方部队。实力较强的部队虽然有德国顾问的训练和指导，但更多的军队却因训练内容落后，根本不适应立体化战争。抗战前期，大部分地方军队仍然采用一战的模式来对抗日军，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不知疏散，仍然采用密集队型进行冲锋，以致在日军的优势火力压制下，造成大量伤亡。在防守时，中国军队往往采取单线防御，缺乏构筑纵深防线的意识，即便是预备队也保留过少，一旦日军突破一点，全线即告不稳。有的部队甚至还没抵达战场，有在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下伤亡过半，而无法承担作战任务。
对此，国民政府从1932年开始即翻译日军的步兵操典来指导部队的训练，甚至还根据中国军队的特点来补充修订操典的要求。比如日军规定部队冲锋时，士兵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4到5米之间的距离，中国方面就将其修订为5米。但是这本极其有用的步兵操典却没有引起部队的重视，导致蒋介石在1938年初的徐州军事会议上，还要提醒并要求与会将领能够随身携带步兵操典，并予以研究。
不同的部队，受到军官素质和武器装备的影响，战斗力也有着不同。比如抗战初期的“调整师”，都能够承担独立的攻坚任务。但是由于重火力支援的严重缺乏，和步兵不知协同兵种作战，仍然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调整师”都如此结局，更不用谈杂牌部队的情况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经常出现中国军队伤亡数万乃至数十万，而日军却只损失了几千或几万而已。
如前所述，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较差，而日军士兵都经过严格的正规训练，光射击和拼刺刀就比国军士兵强，炮火掩护更是在抗战初期完全压制住了中国军队。日本的后勤动员机制也比较完善，一个师团伤亡惨重了可以很快恢复元气，中国军队则是打光一个师就少一个师，看起来常备军比日本多，但因拉壮丁和缺乏训练的关系而越打越差。
不过不同的部队在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其战斗力也有着不同的变化，比如广为读者所熟知的第74军，历经八年抗战的洗礼，始终作为战区主力使用，并屡次予日军以重创。又如经过美军训练和武装的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在国外战场扬名立万，并重创了日军第18师团。这在国内战场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但也有越战越弱的部队，甚至落到了中央军出身却被杂牌军所吞并的命运（即土木系部队——第67师）。
根据统计，抗战的头一年，即1937年7月到12月，中国军队伤亡达60万9594人。整个1938年的伤亡就上升到122万0821人。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八年雷击伤亡才达133万人，通过这组数据即可看出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之大，是无法可比的。
7、抗日战争我国阵亡的最高将领是谁
张自忠。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省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
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国军最高将领（同时也是二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
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日本军队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但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将张自忠迁葬重庆，在码头迎接张自忠将军时，十余万百姓啜泣流泪，蒋介石抚棺大恸。
从此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就摆上了张将军的遗像，后被追授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扩展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其他高级将领：
1、左权
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字孳麟，号叔仁，原名左纪权。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
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
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并改辽县为左权县。
2、佟麟阁
佟麟阁（1892－1937），汉族 ，原名佟凌阁（因牺牲后报纸误写为“麟阁”，此后就沿用了下来），字捷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
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先后隶属北京政府、国民军、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高级将领之一。
193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二级上将。抗战胜利后，将南沟沿大街改名为佟麟阁路，以示纪念。
3、赵登禹
赵登禹（1898—1937年），字舜诚（一作舜臣），山东菏泽县杜庄乡赵楼村人，抗日烈士，中国国民党党员。
1914年赵登禹加入冯玉祥的部队，任冯的随身护兵，跟随参加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军改编，回任第二十八旅旅长。
跟随冯玉祥参加“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7年7月28日，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时年39岁，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军抗日十大名将
8、抗日战争中日本在中国死的最高将领是谁
应该是大角岑生，他被击毙的时候就是日本海军大将，还是男爵，而且不像冢田攻一样是追赠的
9、抗日战争时期桂系军队消灭多少敌人？
桂系白崇禧属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当时在湖南、广西的势力非常大，与小日本的抗争中在武汉会战损失了1各半师，随后的第一次长沙保卫战损失3个师，常德保卫战损失整数一个师，但还算壮烈，二次长沙会战彻底大失败，实力严重削弱，余下的主力撤退贵阳，还有2个师在衡阳和桂林损失殆尽。
纵观桂系抗日杀敌，略微统计大约消灭鬼子2万人左右，自己损失20余万，属于典型的灭敌1万自损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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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文物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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