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万历十八年是哪一年2、为何万历援朝战争中，强大的明朝只能派出不到10万的军队？
3、日本的天正18年，是中国的什么年代
4、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
5、万历年间兵部尚书都有谁？
6、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为何国家照样运转？
7、明代万历年表
8、为什么有人说明朝毁于万历年间?万历朝鲜战争不是打赢了吗
9、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是什么
1、万历十八年是哪一年
明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10岁登基，万历18年应该是1590年
2、 为何万历援朝战争中，强大的明朝只能派出不到10万的军队？
历史提问
整个万历朝鲜战争打了7年，明军的精锐部队都哪去了？
答：真实的原因，也许韩剧粉丝和日本战国游戏票友们不肯承认，但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在强大的大明朝眼里，叫嚣要灭亡明朝迁都北京的日本，实在算不上最大的威胁！
起码，从万历援朝战争的七年看，这场号称持续七年，明朝实际参与战斗也不过两年的战争，对于当时的大明国防来说，真心算不上大事。大明朝的精力，从头到尾，都牵制在比日本更强大的对手身上！
就以李如松的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来说，就在日本人呼啸着杀向朝鲜时，明朝正忙着平定宁夏孛拜叛乱，这场由明朝军官孛拜悍然发动，几乎把漠南河套大部分蒙古部落都牵扯进来的大规模叛乱，引得明朝动用重兵弹压，数万明军更在宁夏草原上，与数万蒙古援军打起了惨烈的野战，以战斗规模和战术水平来说，宁夏叛乱时间虽短，酷烈程度远远高于朝鲜战争！
而且也正是因为宁夏平叛与万历朝鲜战争，几乎是前后脚，所以当明朝为宁夏叛乱消耗掉了二百多万两白银后，发动抗倭援朝战争，在财政方面已经捉襟见肘，能够出动五万大军入朝，大明朝已经是勒紧裤腰带在帮朝鲜了。
而且至今被历史忽略的是，无论是宁夏叛乱战争，还是万历朝鲜战争，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都只能算短期的麻烦。实际上，从万历十八年起，大明朝的军队主力，特别是精锐的西北骑兵与蓟镇车营，都长期被牵制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战场上：青海。
万历十八年，青海爆发了著名的“河洮之变”，明朝册封的顺义王扯立克悍然发动叛乱，袭击明朝西北重镇临洮，临洮副总兵李联芳战死，整个西北局面大坏。这场动乱说到底，就是万历皇帝怠政惹的祸，从万历十五年起，蠢蠢欲动的扯立克，就多次以拉拢手段，对青海蒙古进行渗透，意图建立一个新型蒙古帝国对抗明朝，明朝甘肃御史严振早就高声疾呼，可是奏折却被万历皇帝扔到一边。于是一慢二拖，大祸酿成。
而对于明朝来说，这场战争最难的地方，不是怎么打赢扯立克，而是要不要和扯立克彻底撕破脸！因为此时的扯立克，是大明册封的顺义王，属于明朝的臣子，一旦敞开了打，整个蒙古草原很有可能会大乱！隆庆和议后北方边境太平的好局面就会荡然无存。于是明朝采取了杀鸡给猴看的办法，在青海集结重兵，却是多年里分化瓦解，迫使扯立克向明朝认罪，再各个击破闹事的蒙古部落，前后陆续清剿十年，终于以最低成本解决边患！
可虽然成本较低，战争规模较小，但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十年里基本被拖在甘肃青海一线。东援朝鲜自然也不可能。待到青海事件接近尾声后，即1597年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播州杨应龙又悍然闹起叛乱。于是明朝再次集结重兵，甚至匆匆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军队，比如陈?部和刘廷部，都是气都没喘就奔了南方。相比之下，日本真不是个事！
如此情况，明朝好比只伸出一只手，暴锤拼尽全力的日本，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入朝的明朝部队，依然迸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与日军的大多数战斗力，即使面对数目绝对优势的日军，都是勇敢亮剑，几次与日军的野战，更打的日军畏惧明军如虎，乖乖缩在堡垒里。比起四百年后，那支同样打着“天朝”旗号，却见到日本的膏药旗立刻脚底抹油的“精锐”，大明入朝部队，不愧响当当的中华英雄！
3、日本的天正18年，是中国的什么年代
日本的天正18年是公元1590年，当时中国是属于明朝， 正好是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庚寅年（虎年）。
万历（157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前期，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
4、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0岁以前，是裕王子与隆庆朝皇太子时期。从10岁开始登基到58岁驾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小皇帝时期，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而学明武宗暗操国家政权，实际上，万历皇帝一生没有把权力让给他人！但是，某些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比如万历皇帝爱好抽鸦片烟和过度饮酒和沉迷于后宫过度的结果。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 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 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5、万历年间兵部尚书都有谁？
万历十七年：
王一鹗
万历二十六年：石星（少保，2月革职候勘，9月下狱），田乐（6月上任，12月加太子太保）。
万历二十七年：田乐（4月晋太子太傅，9月加柱国）。
万历二十八年：田乐。
万历二十九年：田乐（2月晋太保）。
万历三十年：田乐（3月致仕），萧大亨（6月以刑部尚书兼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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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星】
（？—1599） 字拱辰，号东泉，东明城内石家井（今解放街仁义胡同）人。明嘉靖已未进士。他从政四十年，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给事中、大理丞、太仆卿、右副都御史、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等职。
1567年，（隆庆元年），穆宗刚即位，沉湎酒色，荒废政务，石星上疏切谏：“陛下为鳌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朝讲久废，章奏抑遏。一二内臣，威福自恣，肆无忌惮。天下将不可救。”穆宗看了，勃然大怒，认为是毁谤自己。金殿杖六十，贬斥为民。那知监杖的宦官腾祥和石星有嫌隙，借机报复，把石星打得死去活来；赖同乡好友穆文熙保护，才得了一条活命，回到家乡。不料石星的夫人郑氏听说石星已被击毙杖下，竟触柱而死。1573年（万历元年），神宗即位，石星始得昭雪。
复职后，石星由给事中晋升为宝少卿、大理寺丞、南太仆卿等职。当时，张居正为首相，石星和他政见不合，于是上书劾张，自己又弃官而归。十年后，张居正死了，石星才又赴朝居官，这次一直提升到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1590年（万历十八年），石星改任户部尚书。当时国家经费开支很大，国库空虚，石星和其他大臣提出14条改革措施。下达后，督抚等掌权者因减少了军费而怅然不乐，可是国家和百姓却受惠不少。次年，边境多事，朝廷又任命石星为兵部尚书。
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关白（相当摄政王）丰臣秀吉率兵10万大举入侵朝鲜，登釜山，陷王京，占平壤，朝鲜八道几尽没。朝鲜王李目木公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政府认为中朝乃唇齿关系，不能不救，石星也力主一战。于是，明廷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南兵火速援朝。明军入朝后，在朝鲜军民的配合下，光复平壤，收复开城，日军节节败退，放弃王京，退守釜山。
这时，浙人沈惟敬私向石星献封贡（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向日本国纳贡）和议之策，石星也感到打下去国力难继，加之首辅赵志皋也竭力主和，于是石星动摇了主战的决心，转而倡导和议。而丰臣秀吉也有假意求和，诱明撤兵，以便卷土重来阴谋。这样，双方一拍即合。但由于明廷用人不当，使臣谎报交涉成果，蒙蔽欺骗朝廷，神宗和石星等人还认为和议进展顺利。那知日军于1598年2月又进犯朝鲜，朝鲜使臣又来哭诉求援。这时首辅赵志皋等把议和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石星身上，神宗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将石星下狱论死，妻孥发配广西。1599年（万历三十七年），石星病死狱中。
【田乐】
号东洲，鄚州（今属河北任丘）人。万历朝兵部尚书。乐少时家贫，读书 刻苦，通晓大义，胆识过人。隆庆元年、二年(公元1567—1568年) 连中进士，初授东阿令，有惠绩。后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在任时“守正不阿”。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改任凉永兵备道。后来边备紧张，流窜青海的蒙古头目永邵卜经常带兵抢掠蕃民并屡屡骚 扰内地，企图入侵。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田乐奉命巡抚甘肃。为了防御敌人入侵，他采取“收生蕃孤立敌人”的战略。悬重赏收买一些番民潜入敌人内部，侦探动静。备战期间，田乐派 人到北山勘察山泽，寻找铁矿，并从陕西、山西等省招募“熟悉冶炼”之人，在下马圈开设了“北山铁厂”，每月可炼铁数千斤，供应战备。
在战备方面，田乐制定了“先定青酋，后治永酋”的方针。九月初，田乐派兵秘密行军，直捣青酋巢穴，尽歼其众。紧接着，田乐尽点所部兵马，分三路设伏，以待永酋。九月初九日，永邵卜及部将瓦次他囊带兵侵扰西宁。在捏尔朵峡(今湟中县上新庄)被达云指挥的伏兵围困，激战一天，敌全军覆没，只永邵卜一人单骑逃走。十月初，永邵卜又率残部一千多人袭扰，再次被击退，追至镇海，永邵I、逃往海西，田乐率兵进驻西宁。十月二十二日，永邵卜又纠集残余的真相火落赤部倾巢而出进入西宁。田乐和西宁副使刘敏宪指挥将士向敌人发起进攻。从辰时(7—9点)到申时(15—17点)激战一天，敌军尸体遍野，真相火落赤的骁勇土卒也被杀殆尽，永邵卜又一次逃跑。田乐指挥官兵乘胜追击数十里。这一仗，敌人死伤千余，“沿途所弃焚首缺肢者不可胜数”，收复松山土地千余里。战后，田乐与三边总督李汶联合上《会叙西川战功疏》，为立功的将士奏请封赏。田乐也因功升任三边总督。后又晋升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追赠三代。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田乐被授予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松山伯，食禄一千六百石，并赐免死铁卷丹书(免十死)，封一子世袭指挥同知。
田乐去世后，朝廷赐祭葬，谥号襄敏。
6、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为何国家照样运转？
明隆庆六年（1572年）5月25日，沉迷丹药的明王朝第12位帝王穆宗朱载??突然中风，第二天驾崩。6月初10日朱载??的太子朱翊钧继位登基称帝，他年方10岁，定年号万历。朱翊钧是为明神宗万历皇帝。万历帝朱翊钧是明代21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史载，他贪财好色，懒散拖沓，浑浑噩噩，无谋无勇，是个典型的尸位素餐、昏聩庸碌的帝王。他混吃等死般地驱使权力的巨辇跌跌撞撞的徒劳奔走了48年。这位懒得出奇、好色的要命、又性喜聚敛的万历帝，使早已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万历是历代帝王中比较著名的荒唐帝王。即便在昏君辈出的明代，他也算得上奇葩一朵。万历上位之初，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已显露出崩溃的迹象，无论朝野都忧心如焚。面对财政危机，当朝首辅张居正进行了“一条鞭法”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一条鞭法”改革主要内容是：清量土地，扩大征税范围，使税负相对平均，逼迫豪强地主不敢隐瞒土地，严惩偷税漏税；统一赋税、征役，限制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民众只需按规定缴纳一种税即可；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完备、更正规。根据土地多寡征税，税源有了保证，且相对公平，逐渐夯实了了大明财政的稳定。
年少的朱翊钧对师保（师傅）张居正很是尊重，甚至有些畏惧，因此，上位头几年的他表现还算中规中矩，然而这种情况在万历十年（1582年）发生了变化。这年6月，权臣张居正去世。至此，之前一直战战兢兢的朱翊钧才算正式开始行使皇帝的权力，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帝王。
万历将擅作威福的宦官头子冯宝驱逐出宫，并抄了他的家，得金银100余万两，珠玉无数，初次尝到了查抄的甜头。接着，他开始报复性地清算曾经严厉管教自己的师保张居正。因张居正为官一贯清廉，府里实在搜不出啥黄白之物，钦差感到难以交代，便把他的儿子、礼部侍郎张敬修抓起来拷问，逼他交出藏匿起来的财物。后来，张敬修被逼自缢身亡，其弟张懋修几次自杀未死，其惨状震惊朝野。经两年清算报复后，昏庸的朱翊钧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宝政治威势给他心理上投下的巨大压迫感与阴影，终于掌控了至高无上的朝政大权。
没有了掣肘，万历帝洋洋自得地亲政了。没多久，面对内外交困、纷繁复杂的朝政，不耐烦巨的他开始倦怠，其天性中自带的慵懒异常、骄奢淫逸的本性开始渐渐流露。接替张居正担任首辅的申时行对万历的影响最大，他教会了万历如何偷懒，如何及时行乐。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状元，其人才学虽高，品行却很低下，是个媚上欺下的主。万历亲政之初，言官经常抗劝他奢侈铺张的行径，弄得他头很痛。善于揣摩上意的申时行趁机教他“留中”之法，意思是将言官的奏疏扣下，不出示外廷，上奏之人以为皇帝尚在斟酌、考虑中，自然不会马上抗议喧闹，如此岂不两全其美？万历一试，果然没出乱子，耳根还得以清净，于是就将“留中”之策视为法宝，之后，他要处理的奏章果然少了很多，掩耳盗铃的他终于可以纵情于酒色中了。
史载，万历20岁亲政时，后宫早已拥佳丽三千，他日夜纵酒淫乐，动辄酩酊大醉，醉后必定发雷霆之怒，一旦大怒就会发酒疯，就要胡乱杖责宫女、太监，经常有人被打死。他还学会了新舶来的洋玩意——抽大烟，养猫饲犬、提笼架鸟、骑马射猎更是他的心头最爱。
万历之惰，亘古罕见。《明史》载，他自万历十八年（1590）起，便不再临朝，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批示，都靠内监上传下达。甚至连祭祀大典等重要仪式他也懒得亲自参加，而让宗藩或首辅代替。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他才勉强召见了一次群臣问策，满朝文武时隔20余年才幸运地得以重瞻天颜，很多人甚至从没见过他。而从那以后他至死再也没上过朝。
说万历不理政事，仅仅是因为生性懒惰或耽于酒色，似乎不很确切。他还很贪婪好货，横征暴敛（强征矿税的恶行最为人所诟病），并肆意挥霍，奢侈靡费。万历的荒唐事，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他把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无思无虑、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辽东窥视他江山社稷的后金枭雄努尔哈赤瞠目结舌并惊讶感叹不已，当然了，他佩服的是万历皇帝视国之大事如儿戏的“底气”与“本领”。
万历有两子，一为嫡出，名曰常洛；一为庶出，曰常洵。他喜欢庶出的二子朱常洵，经常想废长立幼。后来，因为立储一事，朝臣们逐渐分成几派，与万历争执不下，并在十余年的建储之争中将矛盾逐步公开化、尖锐化。再后来，本已激烈的明末党争因“国本之争”而渐次升级，形成了东林党和阉党、浙党、楚党、齐党等集团的分野。
随着党争不受控制且愈演愈烈，加上万历赌气不上朝，明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国势一日不如一日。
万历三十年（也有29年一说）不上朝，但大明国家机器照常运转，似乎并未彻底崩溃，这是为何？
细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万历执政中期后，他虽然长期不上朝，不打理朝政，但并没有宦祸（魏忠贤尚未把持朝政）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更没有严嵩这样的大奸臣祸乱朝纲，朝内党争虽烈，但后来也逐渐有所控制与收敛，并未引发大乱；东林党人虽然喜欢讽喻朝政、也沉溺于党争与内讧中乐此不疲，但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熊廷弼等党人还算能臣，尚能够恪尽职守、把控局势；万历虽然深居后宫，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等几起突发大事都有所反应，他以一些行动作出表示，自己虽然忽略一般朝政，但还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比如利用阉党和东林党之争）来控制权力。因此他执政中晚期，虽然长期不上朝，且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但至少表面上还能大体维持。
但是，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明王朝在这位30年不上朝的荒唐帝王的掌舵下已经衰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历死后仅7年（天启7年公元1627年），陕北饥民暴动，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之序幕。有人说：明亡于崇祯，但根在万历。个人认为，这句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7、明代万历年表
1572年明穆宗隆庆六年五月，穆宗死。六月，太子翊钧即位，是为
明神宗朱翊钧
张居正任首辅
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张居正请行「考成法」，以整顿吏治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诏清丈天下田亩，限三年完成
俺答汗尊乌斯藏喇嘛领袖索南嘉措为，是为三世
张居正举潘季驯总理河漕
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凡毁六十四所
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张居正进行赋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一
条鞭法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袭封为指挥使，起
兵攻尼堪外兰
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明封索南嘉措为「朵只儿唱」
海瑞死於南京右都御史任，人民为之罢市致哀
1588年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
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以大理评事雒於仁谏疏，神宗不欲外
人得知，留中不发，自是章奏留中遂成为例
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起。二月，拜据城反，后命
李如松讨平
朝鲜之役起。五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朝鲜。明兵赴援，大
败。乃任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
1593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李如松收复平壤、开城，进攻王京
，日军弃王京，退据釜山。明撤主力回国
1594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责革职，遂回无
锡修东林书院，与弟允成和高攀龙等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东
林党议始於此
1596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遣宦官赴通州、天津徵税,从此税
使继矿使四出
1597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日本再侵朝鲜
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明军再次赴援。丰臣秀吉死，日军
撤走
1599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遣宦官至各地徵税、办矿。临清、
沙市、武昌、汉阳等地民变
1600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播州杨应龙作乱多年，明军平乱，
史称播州之役
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到京，神宗允许在京师建教堂传教
1604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发生「楚宗之乱」。宗室数百人大
肆抢掠
1615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杀张差结案
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
1616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
后金天命元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国号金，史称
后金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
后金天命三年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征明,毁抚顺,
拨清河堡
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
后金天命四年明经略杨镐率四路军攻后金，大败。萨尔浒之战
，西路军被歼
后金灭叶赫，至是，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均亡
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
后金天命五年七月，神宗死。八月，太子常洛即位，是为光宗
。光宗病，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九月朔,光宗死。时人疑下毒致
死,是为红丸案。廷臣恐光宗选侍李氏操纵朝政,迫令迁宫,是为移
宫案。皇长子由校即位，是为熹宗
1621年明熹宗天启元年
后金天命六年后金攻陷渖阳,又陷辽阳。后金迁都辽阳
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
后金天命七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
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在山东起义，称中兴福烈帝。不久败死
1623年明熹宗天启三年
后金天命八年阉党顾秉谦、魏广微入阁。魏忠贤提督东厂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
后金天命十年魏忠贤兴大狱，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
杨、左、魏受刑死。杀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罢孙承宗。命放弃关外
各城
三月，后金迁都渖阳，是为盛京
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
后金天命十一年苏州居民因反对滥捕东林党人，发生民变。后
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挺身投案被杀，葬於虎丘，称五人墓
八月,努尔哈赤死。九月,皇太极即位，是为清太宗皇太极
后金制订严禁八旗奴仆逃亡的「逃人法」
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
后金天聪元年皇太极攻宁远、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时称宁锦
大捷
八月，熹宗死，弟信王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朱由检。十一月
，宣布魏忠贤罪状，魏自缢死
1628年明思宗崇祯元年
后金天聪二年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
陕西连旱，王嘉胤、高迎祥等起义，明末农民战争开始
张溥、孙淳等联合几社、闻社、南社、匡社等结成复社
1629年明思宗崇祯二年
后金天聪三年后金大举攻明，袁崇焕入援。
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将袁下狱
开历局，以徐光启监督
1630年明思宗崇祯三年
后金天聪四年李自成叁加起义
张献忠起义於陕西米脂
1633年明思宗崇祯六年
后金天聪七年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渡黄河南下，进
入豫西
1635年明思宗崇祯八年
后金天聪九年高迎祥、张献忠东进，破凤阳。明廷因战区扩大
，命卢象升总督山、陕
张献忠率部西入陕西，与李自成合
1636年明思宗崇祯九年
清崇德元年高迎祥为孙传庭所败，被俘牺牲。李自成代为闯王
四月，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
1637年明思宗崇祯十年
清崇德二年宋应星所着《天工开物》刊行
1638年明思宗崇祯十一年
清崇德三年明廷推行招抚政策，张献忠据谷城受抚，但拒绝解
甲。李自成屡为明军所败，兵力微弱，起义军入商雒山中
清多尔衮大举攻明。高阳失守，孙承宗殉难。卢象升奉命督天
下兵。十二月,卢象升在巨鹿阵亡
清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
1639年明思宗崇祯十二年
清崇德四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起,破房山、保康。九月，杨
嗣昌出京督师
1640年明思宗崇祯十三年张献忠、罗汝才合兵攻四川，破绵州
，逼成都。李自成重入河南
1641年明思宗崇祯十四年
清崇德六年张献忠东进。正月，破明军於川东开县黄陵城。二
月，破襄阳,进破光州等地。是年，李自成攻入洛阳，杀明福王朱
常洵
1642年明思宗崇祯十五年
清崇德七年清军攻陷松山
1643年明思宗崇祯十六年
清崇德八年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八月，清太宗死，子福临即位，是为清世祖福临。以郑亲王济
尔哈朗、亲王多尔衮辅政
九月，李自成进兵汝州，大败孙传庭。十月，破潼关
1644年明思宗崇祯十七年
清顺治元年正月，李自成陷西安，改西安为长安，号西京。并
於西安称王，国号「大顺」
三月，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死,明亡
8、为什么有人说明朝毁于万历年间?万历朝鲜战争不是打赢了吗
中国古代皇帝大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天连娶九个媳妇的风流皇帝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个风流皇帝就是明朝的神宗皇帝朱翊钧。由于明神宗年号万历，因此也称万历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明神宗处理朝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黎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十年后，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三十年。公元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
明神宗罢朝三十年，史学家称之为 “醉梦之期”，并说这段时期明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明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废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大明天子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表面看起来，明神宗荒于政事、不愿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但是，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明神宗之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当然，其身体虚弱的背后，无疑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评明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这样干涉，使明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明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明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明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
其实，明朝晚期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朝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朝晚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明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明神宗在十七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至于说到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倒是明神宗十分得意的一件风流事。说起来明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先祖文治武功，但却一点使他的先祖望尘莫及。他在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明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也就是一连娶了九个媳妇。这郑贵妃就是这“九嫔”之一。
当时主持后宫的王皇后容貌平常，又秉持着传统的“妇德”，明神宗对她不感兴趣，却对聪慧机敏、风情万种的郑氏十分宠爱，平时一般都在她宫中留宿，后宫妃嫔无一人能及。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马上当即册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但这一晋封却引起了宫廷内外的纷纷议论。
原来，明神宗在大婚之前，曾有一次到母亲李太后的宫中请安，忽然一时兴起，看上了太后身边一个王姓宫女，就和她凤倒鸾颠，春风一度。当时，明神宗还是少年天子，不敢让母后知道，他大婚时候的所纳的“九嫔”中也没有这位王姓宫女。但是，这位王姓宫女不久便怀孕了，当李太后向明神宗询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咬死口不肯承认，后来李太后命人拿出纪录皇帝行踪的“起居注”，一对日期，明神宗才没话可说。然而，李太后却没有生气，倒是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抱上孙子了，十分高兴。于是晋封王姓宫女为恭妃。后来，她就给明神宗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虽然如此，但明神宗却并不喜欢这个王恭妃，那次“临幸”她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等到有了心爱的“九嫔”之一郑氏，就更是把他们母子抛到一边了。而当郑氏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便立刻封她为贵妃，而早就生了儿子的王恭妃，却没有这种待遇。于是在朝野上下看来，这就是明神宗打算废长立幼的标志了。
其实，不论是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此时都还不过是小孩子，也分不出什么谁有出息、谁没有出息。或许在明神宗看来，到底要立谁不立谁都是自己的家务事，当然是由自己说得算。但那些大臣们可不那么想，有明一代的大臣们深受理学影响，对于维护礼制有着无比的热情。当年就和明神宗的祖父世宗皇帝因为要不要管亲爹叫爹的问题就大闹一场，气得世宗皇帝在午门打了一百多个大臣的屁股，成为震惊一时的“大礼议”事件。是不是管亲爹叫爹不过是个称呼问题，尚且掀起了这般轩然大波。关系到今后谁是下一任皇帝这样的“国本”问题，就自然更加引起了大臣们的严重关注，于是，当年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上奏，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
这自然是违背了明神宗的心意，于是这位官员马上被贬到遥远的州县。但是，一个人倒下去了，还有千万个人跟上来。一时间，主张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章雪片一般的飞到了御前，弄得明神宗晕头转向，心烦不已。一气之下，恨不得像他祖父学习，把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也送到午门去打屁股。但是，明神宗却比他的祖父多少有些涵养，觉得这么乱打一气总归不大像是“圣明天子”所为，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拖为上”的妙计。
明神宗先是劝大臣们不要着急，皇后还很年轻嘛，万一她将来生下一个儿子，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何必急着现在就立王恭妃的儿子。但是，明神宗自从宠爱了郑贵妃，就再也不肯到皇后那里去，皇后这儿子又从何生起？群臣们自然是心知肚明，不肯上当，仍然要求明神宗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无奈之下，明神宗只好使出了第二招，即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准备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借口等他们长大些再择其善者立为太子，以此来搪塞朝臣悠悠之口。结果群臣大哗，明神宗不得不收回前命。后来这件事情一直争论不已，其间又出现了不少“妖书”，影射宫廷嫡庶之争，弄得天下人心混乱。结果，李太后不得不出来干预。她问明神宗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明神宗慌不择言说：“他不过是个宫女的儿子罢了。”李太后本是明穆宗的宫女，因为生了明神宗才被晋封为贵妃，后来儿子即位又成为皇太后的，现在听到皇帝儿子说出这种话来，不由得勃然大怒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明神宗赶紧叩首请罪。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压力，明神宗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2年十月，无可奈何地立长子朱常洛才为皇太子。至此，“国本之争”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顿下来。
群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明神宗心里却憋了一口气。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你们既然不让我立喜欢的儿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干脆“罢工”。
在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干，想到做到，不让其先辈。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学士们也很少见到他的面了；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批奏章，臣下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明神宗心里明白，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贬斥，马上就会给朝臣们找来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们得到了“讪君买直”的机会。现在干脆给他一个不理，让这帮“忠君爱国”的臣子们面对皇帝的影子作战。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宫里与他心爱的郑贵妃风花雪月去了。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恋郑贵妃，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还在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有着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到了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部九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从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朝政运作的效率。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时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9、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是什么
关于万历皇帝对阎崇年之流谬论的彻底驳斥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2、万历怠政问题
首先是说万历怠政，凡是攻击万历的言论中，对这一点都是必然提及的。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的。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申时行《诏对录》晚明史p632]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真是继承了他的祖宗辽东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的光荣传统！所以象康熙这类东西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滥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的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p79]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p633]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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